日赚4亿的「长鑫存储」，苹果求购意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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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存储市场中，许多人熟知的品牌包括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但鲜有人提到排名第四的中国公司——长鑫存储（CXMT），这是一家尚未上市的企业。

7月9日，长鑫科技发布了最新的科创板IPO招股书，计划于7月16日开始申购，20日缴款，最快将在月底开始在科创板交易。

根据预测，该公司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营收将达到508亿元，同比增长719%，净利润约为330亿元，日均收入接近4亿，超越贵州茅台的盈利能力，市场对其的估值已达到万亿，可能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公司。

尽管如此，截至2025年底，长鑫的累计亏损仍为366.5亿元。

这意味着，长鑫存储在短短六个月内便弥补了九年的亏损，成为A股中盈利能力最强的硬科技企业之一，令人瞩目。

过去一周，长鑫存储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球科技媒体上。苹果正在向美国政府申请特殊许可，计划将长鑫存储纳入Mac和iPad的内存供应链。谷歌也在评估采购长鑫的DRAM，报道称惠普和戴尔正在验证长鑫的DRAM产品，而宏基和华硕则在与中国合作伙伴推动使用本土存储芯片。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腾讯与长鑫签署了超过200亿元的长期服务器DRAM供应协议，期限为三到五年。长鑫的招股书中还列出了阿里云、字节跳动、联想、小米、OPPO、vivo和荣耀等客户。

在全球存储器制造领域，长鑫存储的市场份额位列第四，位居海力士、三星和美光之后。

如今，长鑫存储几乎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的热门选择。

那么，长鑫存储是如何从零起步发展到全球第四的？其当前的盈利究竟是实力体现还是运气使然？这家公司的万亿估值能否持续？

要了解长鑫存储的成长历程，必须首先从中国在DRAM领域的长期短缺谈起。

存储芯片的种类繁多，其中NAND Flash可在断电后仍能保存数据，常用于手机硬盘、SSD和U盘，而DRAM则是运行时内存，虽然断电后数据会消失，但其速度更快，广泛应用于CPU、GPU、手机SoC和AI加速卡。

NAND和DRAM都是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但DRAM的制造更为复杂，犹如炼钢厂的高精密制造。每一代工艺都需将电容、晶体管、字线和位线做到极致，同时在一个晶圆上复制出数十亿个一致的单元，稍有不慎，良率下降，成本便会飙升，导致资金流失。

正因如此，DRAM市场最终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巨头。这一市场并非简单依靠技术团队便能进入，而是需要在十年以上的周期内，经历价格战、产能竞争、专利争夺、设备限制和客户认证。

长鑫存储于2016年前后成立于合肥，创始人朱一明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朱一明于1972年出生，17岁时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专攻物理，但他在编程方面颇具天赋，90年代末年收入超过30万元。在工作期间，他意识到芯片技术的高含量，于是赴美留学攻读电子工程，随后在硅谷工作。

在硅谷，朱一明发现存储行业经历了从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和台湾的转移，他认为未来大陆有机会崛起，也许能诞生「中国版三星」。他设计了一种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芯片，并于2005年回国创办了兆易创新。

兆易创新从成立之初便是一家纯设计公司，所有芯片生产均外包给代工厂，主要产品包括NOR Flash和MCU（微控制器）。朱一明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了中国首颗静态存储器及IP技术、第一颗串行闪存产品和第一颗基于ARM Cortex-M3架构的32位通用MCU。2016年上市时，兆易创新已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代码型闪存设计企业，营收从上市当年的14.89亿元增长到92.03亿元。

采用轻资产、高毛利的模式，不需自建工厂，这成为当时中国IC设计行业的聪明选择。

然而，这一模式有一个前提：代工厂需具备充足的产能和稳定的价格。2020年下半年，朱一明遭遇了挑战。中芯国际的8英寸产能骤然紧缺，兆易创新不得不将部分NOR Flash订单转移至华虹半导体的12英寸厂，导致代工成本上升。2020年第四季度，毛利率从37%以上骤降至29.49%。代工产能不足的后果首次在利润表上显现。

同一时期，兆易创新还在进行一笔收购。2019年以17亿元收购上海思立微，溢价16倍，形成了13.05亿元的商誉。思立微专注于屏下指纹芯片，朱一明希望整合存储器、控制器和传感器，打造成平台型设计公司。然而，汇顶科技以专利侵权起诉，双方陷入价格战，思立微三年的业绩承诺仅完成58%。自2020年到2023年，兆易创新连续四年为思立微计提商誉减值，累计约9亿元，商誉损失大半。这条通过收购扩展产品线的道路也被证明不可行。

朱一明从这两次经历中学到的教训是，轻资产设计公司的上限并不在设计能力，而在于产能。而存储芯片的真正主战场不在于NOR Flash这一占全球市场2.5%的细分领域，而在于DRAM。然而，DRAM的生产无法交给通用代工厂，其工艺高度专有化，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均采用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模式。要进入DRAM市场，唯一的途径是自建厂。

兆易创新的财务报表和股东结构无法承受DRAM建厂所需的投资规模，毕竟一期投资需180亿元，总投资超千亿，而公司还连年亏损近十年。这笔巨额资金只能来自于另一种资本。

合肥被称为「最懂风投的城市」，其成功案例包括京东方，该公司是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第一，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占据全球LCD市场七成份额，起点就在合肥。

2008年9月，京东方与合肥签署了6代线投资框架协议，项目总投资175亿元，注册资本60亿元由合肥出资，通过京东方定向增发注入，再全部投入项目公司。合肥不仅给予京东方资金支持，还通过地方平台控股、垫资、提供贷款贴息和土地能源配套，帮助京东方克服建设期的困难，并围绕京东方吸引相关产业链企业，形成了「新型显示之都」的城市形象。

另一个成功案例是蔚来。2020年4月，蔚来刚从2019年的危机中复苏，合肥建投和安徽省新兴产业投资向蔚来中国合计投资70亿元，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随后蔚来成为中国高端电动车的代表品牌之一，市值一度突破千亿美元。

合肥在寻找重资产龙头企业时，采用了通过交易结构来替代简单补贴的方式，帮助企业度过建设期，再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在本地扎根。

到2016年，合肥再次以相同的投资逻辑进行了一场豪赌。

合肥产投的早期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