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OpenAI举行了一次全员视频会议,最后几分钟的内容彻底改变了人工智能行业的格局。
当时的政策负责人Jack Clark在聊天框中输入了“我爱你们所有人”,随即屏幕变黑——七位OpenAI的核心成员被同时踢出会议,邮箱权限被撤销,Slack账号被注销,笔记本电脑则被远程锁定。这一系列事件并非意外,而是早有预谋的分裂的终局。
这七位成员是由Dario Amodei带走的。他当时是OpenAI的研究副总裁,参与了GPT-2和GPT-3的核心开发,且曾撰写了26页的内部文档,为大模型技术奠定了基础。他离开的原因并非出于金钱或职位,而是因为他认为OpenAI的管理层,尤其是Sam Altman,完全不值得信赖。
根据《大西洋月刊》记者Kevin Roose的调查,分裂的根源可以追溯至2017年一个名为“Countries Plan”的内部方案,以及随后的三年间不断积累的猜疑、争论和背叛感。
如今,五年后,这七位创立的Anthropic已经拥有数千名员工,并与OpenAI并肩走向通用人工智能(AGI)。然而,Dario与Altman之间的关系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至今仍然是“互相厌恶”。
2016年,Dario Amodei离开谷歌,加入OpenAI。
他戴着圆框眼镜,棕色卷发,紧张或思考时习惯用手指绕着头发转动。同事们称他为“天才,但固执”。
在2017年,他撰写了一篇题为《计算大团》(Big Blob of Compute)的内部文档,提出机器智能本质上是规模的函数——模型越大,智能越强。
这一判断直接引导OpenAI的研究方向转向大语言模型(LLM),并为后来的GPT-2和GPT-3奠定了基础。
理应处于职业生涯巅峰的Amodei,其团队不仅提出了预测模型性能提升的“缩放定律(Scaling Laws)”,还开创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技术,旨在减少模型的有害输出。
然而,他愈发确信自己不会继续参与GPT-4的开发。
他认为Sam Altman是一个“两面派的操纵者”,而总裁Greg Brockman则是“贪恋权力且不顾后果”。他对他们将OpenAI商业化的决策表示强烈反感,认为这背离了“不受财务回报需求限制”的初衷。
一位与Amodei有过交流的人士透露,Amodei当时认为OpenAI不过是一场“闹剧”,由“缺乏诚信的人掌控”。这位人士坦言:“每天都有新的危机,如果Dario不大发雷霆,Sam在24小时内就会做出新的疯狂决策。”
当时,马斯克正在撤出OpenAI,公司急需资金。据五位知情人士透露,Brockman和Ilya Sutskever构思了一个名为“国家计划”(“Countries Plan”)的筹资方案:在包括美国及其他大国政府之间举行拍卖,出售OpenAI未来AGI技术的使用权。
他们的逻辑是:AGI具有极高的国家安全意义,迟早会被政府从私营企业手中夺走。既然终究要交出去,何不现在出售以换取发展资金?

“这听起来就像科技人士在推销一个疯狂的初创企业,他们有一个古怪的计划,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让政府来买单。”一位参与该计划的人士回忆。
Amodei对此感到震惊,他认为向政府出售AGI与OpenAI的使命背道而驰。
2017年12月,他给Brockman、Sutskever及其他高管发送了一封直接了当的邮件:
OpenAI的发言人后来向《大西洋月刊》表示,公司“曾短暂考虑将OpenAI转变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但“从未考虑向任何国家出售AGI”。
这一方案最终因微软的介入而被搁置,但Dario并没有忘记Brockman和Sutskever曾认真讨论的一个他认为“道德上令人作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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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两年中,裂痕不断加深。Amodei开始记录他认为被Altman误导的时刻。
例如,在GPT-3的私人内测期间,Amodei索要了一份获批客户名单。Altman发给了他一份,但Amodei随后声称发现了另一份更长的获批名单,而Altman对此只字未提。
再比如,在与微软谈判10亿美元投资时,Amodei极力要求保留OpenAI章程中的“合并与协助条款”——即如果有更安全的AGI项目出现,OpenAI应停止竞争并协助对方。他坚信微软无权否决OpenAI未来可能的被收购(这是实现合并协助的最可能方式)。
Altman告诉他,微软不同意这个条款。但Amodei坚信,Altman是为了急于达成交易而妥协(或者根本没有提及),然后对他撒了谎。
还有一些看似荒诞的商业决策让Amodei无法忍受。2020年,Altman会见说唱歌手Kanye West,并提议让他参与GPT-3的内测。当时Kanye刚发布了一段疑似对着格莱美奖杯小便的视频,精神状态极不稳定。政策总监Jack Clark最终出面阻止了这个危险的提议。
单看这些事情或许不足以让人辞职,但在Amodei的脑海中,它们拼凑出了一个结论:绝不能将如此强大的技术交到这样的人手中。
Amodei的妹妹Daniela Amodei对OpenAI也感到厌倦。
作为一名曾在政界工作且情商极高的管理者,Daniela成为了哥哥技术狂热的补充。然而,随着她接管更多技术团队,与管理层的冲突日益加剧。
有趣的是,Daniela有一套独特的冲突处理机制——毛绒玩具顾问团。
她与董事会成员Holden Karnofsky收集了大量毛绒玩具,并为它们分配角色:懒惰的猫Jinji鼓励她减少会议、降低工作量;注重细节的粉红熊Maura是A型管理者;而熊猫Beary Bonds则是“慷慨与同理心的守护者”。她用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进行管理角色扮演。

来源:Odaily星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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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8条)
这篇文章让我更加了解OpenAI和Anthropic之间的复杂关系,真是大开眼界!
原来一个小小的会议能引发如此大的变化,科技行业的动态真是让人惊叹。
有没有人能详细说一下OpenAI和Anthropic各自的主要产品?我好奇他们的技术差异。
这篇文章把我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提升了一个层次,期待后续能看到更多分析!
Jack Clark的角色真是关键!感谢作者揭露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觉得这种分裂其实是创新的必经之路,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的突破!
看完这篇文章,感觉人工智能行业真的充满了竞争与合作,未来会更精彩!
能否再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会议后,OpenAI和Anthropic的具体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