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C的全球争论：是“控制工具”还是“普惠金融”？数字人民币的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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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网报道：近期，前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助理部长及金融评论家凯瑟琳·奥斯汀·菲茨（Catherine Austin Fitts）频繁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核心目的并非提升支付便利性，而是为全球精英阶层建立对金融交易的全面控制奠定基础。

观点：CBDC的本质是控制工具而非货币

菲茨在多个场合引用了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经理阿古斯丁·卡尔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在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支付研讨会上的发言，以支持其观点。卡尔斯滕斯当时明确指出：“现金的使用情况我们并不知晓，CBDC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央行将对如何使用其负债的规则拥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强制执行这些规则的技术。”

她解读这一观点为央行的罕见坦诚：“这不再是你的钱，而是我们的钱——我们可以设定你如何使用‘我们的钱’的规则。”菲茨强调，CBDC本质上是一个“金融交易控制网络”，使央行能够远程制定并实时执行规则。

她指出，要实现精准控制，CBDC必须与数字身份系统绑定；没有身份关联，系统无法识别资金使用者，因而无法执行差异化规则。她将这一控制体系概括为四个支柱：可编程支付、数字身份、监控硬件及人工智能，认为只有在这四者整合时，系统才能实现“一人一策”的个性化监控与惩罚。

菲茨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正式发行的CBDC，一个“全面数字化货币系统”同样能实现完全控制。她以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期间银行账户被冻结的例子，阐明政府与金融机构在现有体系下能够实施金融封锁。她认为，CBDC的引入将导致“无代表不纳税”的现象，规则的制定权将从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转移至未经选举的央行官员。她警告说，控制权的集中会破坏地方经济，大型银行将边缘化社区银行和信用社，而这些机构是维护社区韧性的基础。

一、隐私保护：遵循“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的原则

菲茨最核心的担忧在于“CBDC将导致政府对个人交易的全面监控”，而这一点在中国数字人民币的设计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考虑并有效规避。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采用了“可控匿名”机制，遵循“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的原则，以充分保障公众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需求。具体而言：对商家绝对匿名，商家无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对国家相对透明，国家仅在涉及洗钱、诈骗等严重问题时依法进行信息查询。

这一设计既保护了公民的合法隐私不被商业公司滥用，又让违法犯罪无处遁形。这与菲茨所描述的“全面监控”存在根本区别——数字人民币并非对每一笔交易进行实时监控，而是在法律框架内、特定情况下进行追溯。

二、法治保障：健全的法律法规框架

菲茨担忧CBDC将导致“规则制定权从立法机构转移至未经选举的央行官员”，但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体系建设始终强调法治与规范。

人民银行明确表示，数字人民币遵循《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技术手段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同时防范违法犯罪风险。人民银行正积极推进对《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研究制定数字人民币相关管理办法，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建立健全数字人民币运营的全流程安全管理体系。

这意味着数字人民币的运作并非“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在完善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规则的制定权依然属于立法机构，而非由未经选举的技术官僚单方面决定。

三、可编程性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限制个体

菲茨认为可编程货币将用于“限制人们使用货币的方式”，但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技术主要用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绝非对个体交易进行限制。

据移动支付网了解，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已经在政府补贴精准发放、预付资金管理、零售营销与消费刺激等多个领域落地。例如，通过智能合约设定资金定向使用规则，在财政补贴、社会救助、惠农资金发放等场景中，可实现资金的定向使用与全程追溯，防止截留挪用，确保政策红利精准触达目标群体。在预付费领域，预付资金锁定在智能合约中，根据消费进度逐笔核销，即使商家倒闭也能自动退款，从而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这些应用场景旨在服务公共利益，而非限制个体自由。智能合约在此被视为“保护工具”而非“控制工具”。

四、普惠金融：降低门槛，服务弱势群体

菲茨认为CBDC将“摧毁地方经济”，但数字人民币的实践恰恰相反——它致力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服务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覆盖的群体。

数字人民币具有银行账户松耦合、零手续费、双离线支付、适老化与无障碍设计等特点，以实现普惠金融。

在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偏远地区及自然灾害等极端场景中，数字人民币能够为老年人、有障碍人士及不持有传统银行账户的用户保障基本支付需求，从而弥补了传统电子支付的“数字鸿沟”。

五、全球共识与竞争：CBDC并非中国独有，民主国家也在推进

菲茨将CBDC视为“全球精英集团”的控制工具，但实际上已有105个国家（代表超过95%的全球GDP）正在探索CBDC，其中包括众多民主国家。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至少56家央行正在开展相关研究。欧洲央行已表示力争在本十年中期推出数字欧元，英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均已进入开发或试点阶段。

这表明CBDC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性趋势，而非个别国家或集团的“控制阴谋”。不同国家的CBDC设计理念存在差异，核心目标均包括提升支付效率、促进金融普惠与维护货币主权。

菲茨的担忧反映出对中心化金融权力的合理警惕，但将CBDC简单等同于“控制工具”忽视了技术设计中制度保障的重要性。

数字人民币的实践表明，通过“可控匿名”机制、健全的法律法规框架、服务公共利益的智能合约应用以及普惠金融导向的制度设计，CBDC可以在提升支付效率、保护用户隐私与促进金融普惠之间达到平衡。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影响取决于设计与使用方式。在数字人民币的案例中，制度设计努力确保技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成为控制公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