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预测市场的历史演变：精英的衰退、双雄的崛起与众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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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舆论与金融决策主要依赖专业机构的民意调查，整个行业普遍接受权威机构的判断，认为这就是最接近事实的答案。

例如，在1973年首次石油危机后，美国商业舆论陷入了极度恐慌。

图：1974年美国加油站的警示牌，石油危机后消费恐慌成为传统民调失准的历史背景。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当时，权威的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不断发布公众心态报告，宣称“美国消费者已彻底放弃大型车，未来十年全美将全面转向紧凑型省油小车”。

在这一明确结论的影响下，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将这份民调视为“市场真相”。

在缺乏足够销售数据的情况下，福特与克莱斯勒仅依赖民调数据，急于砍掉多条盈利丰厚的大型车生产线，并投入数亿美元研发小型车，华尔街也因此重新调整了汽车工业的股票估值模型。

由于民调引发的行业大规模调整，美国本土车企在接下来几年遭遇日本省油车的激烈竞争时，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亏损境地。

这表明，当时的民意调查系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准确性并不总是得到保障。

1988年，三位来自爱荷华大学的教授——George Neumann、Robert Forsythe和Forrest Nelson，开始对传统民调体系提出大胆质疑，他们认为少数专家的判断真的能超越千万人的集体智慧吗？

图：爱荷华大学旧国会大厦，IEM的学术预测市场实验始于此。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摒弃了传统的纸面调查和问卷统计，选择在爱荷华大学的一间经济学教室内进行了一场颠覆传统认知的小型实验：

他们建立了一个极简的交易市场，允许学生参与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交易，设定明确的资金门槛，参与者最低投入5美元，最高限额500美元，完全通过真实资金的博弈来为预期定价。

市场内的交易价格直接对应候选人的获胜概率，选举结果揭晓后，押中结果的参与者按比例分享全部奖池。

有趣的是，依托普通交易者自发博弈形成的市场价格，其预测误差比所有专业民调低了0.5%。

这一切没有专家的背书、数据模型或舆论引导，单凭“群体真实利益的博弈”，便成功超越了整个行业的权威研判体系，令学界震惊。

实际上，当所有参与者为自身利益下注时，自由流动的交易市场成为挖掘隐藏信息、预测未来和还原真相的最佳载体。

这一新型的民调模型后来被称为爱荷华电子市场（IEM）。

图：爱荷华电子市场（IEM）交易界面的示例 来源：https://csi.its.uiowa.edu/our-work/iowa-electronic-markets

这场实验标志着群体智慧首次以量化和可操作的形式战胜了精英权威，同时也为三十年后的预测市场奠定了核心底层逻辑。

然而，在那个时期，IEM这一“异类”并未获得主流市场的认可。

一方面，传统民意调查系统依赖昂贵的样本抽样、电话采访或线下问卷，这一体系支持了庞大的学术机构、新闻媒体智库及政治咨询公司的生态链，背后有复杂的利益关系。

IEM通过业余交易者击败专业分析师的结果，直接威胁了传统民调机构的权威性和商业价值，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因此，IEM通过合约买卖来预测选举结果的模式，在当时被视为非法赌博。

尽管IEM获得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豁免，但其仍被严格限制为“学术研究”，不允许商业化。

因此，平台对每位参与者的交易资金设定了严格的上限（通常仅允许投入5到500美元），导致市场缺乏足够的资金量和流动性，难以与主流金融市场或商业民调机构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作为由大学主导的学术实验，这种模式的操作界面和参与门槛相对复杂，难以吸引普通大众参与。

因此，IEM的参与者主要限于学者、特定学生及少部分爱好者，未能建立起广泛的应用场景。

结果，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中，IEM被困于学术圈，未能向大众发展和壮大，最终沦为小众研究工具。

来源：Odaily星球日报